2003年，库切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评语曾说：“他精准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他的作品提出了一个问题，而且是

  今天分享的是库切的三篇短篇小说，故事简明但意味深长，印证了诺奖的评语，呈现出库切对人类道德本质和生命处境的深沉思考。

  下文摘选自《道德故事集》，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大门的牌子上写着家有恶犬，那条狗确实很凶。每次她一经过，他就猛扑到大门上狂吠不止，渴望逮住她，将她撕成碎片。他是条看门狗，表情严肃，是某种德国牧羊犬或罗威纳犬（她对狗的品种所知甚少）。从他那黄色的眼睛中，她感到一种最纯粹的仇恨之光在朝她闪耀。

  随后，当她走过那座有恶犬的房子，她便开始反思那种仇恨。她知道这一行为并非针对她个人：不管谁靠近那道大门，无论是走过还是骑车经过，都会有这种待遇。不过，这种仇恨的感觉有多深？是否如电流一般，目标一出现就合闸，目标在转角处消失就拉闸？当那条狗再次独处时，那阵阵仇恨是否仍在令他颤抖，还是说狂怒会突然减退，而他恢复平静？

  每个工作日，她都要骑着自行车两次经过那座房子，一次是去医院上班的路上，另一次则是值班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她的出现太有规律了，以至于那条狗都了解什么时候等她：甚至她没有现身，他就已经来到大门口，急切地喘着气。那座房子建在斜坡上，早上她要爬坡，只能缓慢通行；晚上，谢天谢地，她可以飞驰而过。

  她或许不懂狗的品种，但她很清楚这条狗从和她每次相遇中得到的满足。那是一种支配她的满足，一种被人畏惧的满足。

  那是条公狗，就她所见，未被去势。那么，他是否知道她是女性，在他眼中，人是否必然归属于两种性别之一，正如狗分公母；进一步讲，他能否同时感到两种满足：一种动物对另一种动物的支配，雄性对雌性的支配——对此，她一无所知。

  那条狗是如何看穿她冷漠的面具，得知她心里是惧怕他的呢？答案是：因为她发出了恐惧的气味，因为她无法隐藏这股气味。狗一扑向她，她便感到脊背发凉，一阵气味，一阵狗能立即识别出的气味就此脱离她的皮肤。大门外的生物发出的这股恐惧的气味，令他陷入盛怒的狂喜之中。

  她害怕他，而他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件事他一天可以盼望两次：这个生物经过他，惧怕他，且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散发出一股恐惧的气味，犹如母狗散发着臊气。

  她读过奥古斯。奥古斯丁说，我们是堕落的生物，最明显的证据是我们没办法控制自己身体的运动，具体来说，就是男人无法控制其的勃起。那个器官表现得好像有它的意志，或者说更像是受到外在意志的操控。

  她想着奥古斯丁，来到斜坡下的那座房子，那座有狗的房子。这一次她能控制自己吗？她能否拥有足够多的意志力来避免自己发出那丢人的恐惧气味？但每回她听见发自那条狗的喉咙深处的、可能意味着狂怒也可能代表的咆哮，每回她意识到他的身体砰的一声落到大门上，她就得知了答案：今天不能。

  那条恶犬被关在只长着杂草的院子里。一天，她停下自行车，将车靠在房子的外墙上，敲过大门后，她等了又等，离她几米远的狗先是后退，接着又猛扑到栅栏上。此时是早上八点，不是一个正常的拜访时间。不过，大门终于还是开了一条缝。在昏暗的光中，她认清了一张脸，一张老妇人的脸，面容憔悴，顶着一头稀疏、灰白的头发。“早上好，”她用不算糟糕的法语说，“我可以和你说几句话吗？”

  门开得更大了些。她走了进去，屋里家具简陋，一个身穿红色羊毛衫的老头正坐在桌边，面前摆着一个碗。她跟老人打了声招呼，他点了点头，却并未起身。

  “很抱歉，一大早就打扰你们，”她说，“我每天都要骑自行车两次路过你们家，而每次——你们肯定也听见了——你们家的狗总是等在那里招呼我。”

  “已经好几个月了。我想知道是否能有所改变。我是说，你们是否愿意将我介绍给你们家的狗认识，让他跟我混个脸熟，知道我不是敌人，没有恶意？”

  她由此得知，她不会得到引见，不会和那条护卫犬混熟。因为老妇人的言下之意是将这一个女人当成敌人对待是正当的，她将继续被视为敌人。

  “我每次路过你们家，你们的狗都会发狂，”她说，“毫无疑问，他将恨我视为他的职责，可是他对我的恨意令我震惊，我又惊又怕。从你们家门前路过，是一次次令人感到屈辱的经历。被吓成这个样子是可耻的。可是没法表示反抗，也没法制止我的恐惧。”

  “这是一条公共道路，”她说，“在公共道路上，我有权不受到惊吓，不被羞辱。而你们是有能力对此做出改变的。”

  他身上那件羊毛衫的袖口脱线了，挥手打发她走时，线头拖进了咖啡碗里。她本想向他指出这一点，但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做。她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大门在她身后关上。

  那条狗猛扑到栅栏上。总有一天，狗说，栅栏会倒掉的。总有一天，狗说，我会把你撕成碎片。

  尽管她在发抖，尽管她分明感到阵阵恐惧的波浪正从她体内涌向空中，她还是尽最大可能地保持平静，直面那条狗，用人类的言辞对他说话。“诅咒你下地狱！”她说。接着，她跨上自行车，往坡上骑去。

  他们的母亲要过生日了，六十五岁，一个值得庆祝的生日。他和他的妻子、妹妹，带着两个小孩以及一堆生日礼物，一同来到母亲的公寓楼，小汽车被他们挤得满满当当的。

  他们乘电梯来到顶层，摁响门铃。她本人，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怪异、长得不像他们的母亲的女人打开了门。“嘿，亲爱的，”这个面生或者说脸熟的女人说，“别傻站着——进来呀！”

  等他们全都进屋后，他才弄明白母亲哪里变了。她染发了。这一个女人，他的母亲，自他记事起，就留着一头很短的头发，五十多岁时开始变得灰白的头发，现在却成了金黄色。而且，她还将这头金发打理得相当别致，十分有型，一缕刘海俏皮地垂在她右眼上方。还有化妆！她以前从不用化妆品，或者就算用，也涂得很淡，以至于像他这样不善观察的人根本察觉不到。这样一个人现在却描黑了眉毛，涂红了嘴唇，那口红他猜应该是珊瑚色。

  作为小孩，孙子、孙女——也就是他的两个孩子——还没学会隐藏自己的感情，他们的反应最直接。“你是怎么弄的呀，奶奶？”姐姐埃米莉说，“你看起来真奇怪！”

  “你不打算亲一下奶奶吗？”他母亲说。她的语气并不引人怜悯，也没有受伤的意思。他已经习惯了母亲身上的冷酷，而这种冷酷丝毫没有消退之意。“我一点也不感觉自己哪里奇怪。我感觉自己很好看，别人也都这么说。你很快就会习惯的。再说，我们要庆祝的是我的生日，又不是你的。会轮到你过生日的。大家都会轮到，一年一次，只要我们还活着。生日嘛，就是这么回事。”

  孩子们就那样从她身边逃开当然不礼貌。不过，将她的这种打扮说开，的确是一种解脱。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对她审视一番了。

  她给他们端来了茶和蛋糕，蛋糕上插上了六根半蜡烛，代表她的六十五岁。她叫小男孩吹灭蜡烛，他也照做了。

  “我喜欢你的新造型，”他的妹妹海伦说，“瞧！我说过的，我完全赞成全新的开始。你觉得怎么样，约翰？”

  约翰——已经不是小孩，因而早已学会了隐藏感情的他——表示同意。“过生日弄一个新造型再合适不过了，”他说，“全新的开始。新的一页。”

  “谢谢，”他母亲说，“你肯定只是说说罢了。不过还是要感谢你这么说。我猜你现在很想知道我这么打扮意味着什么。”

  他并不是很想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这个新造型本身已经足够惊人了，不需要再附加意义上去。但他什么也没说。

  “这不是永久的，”他母亲说，“放心吧，它是短期的。等过完这个季节，在适当的时候，我会恢复原先的样子。我只是想再次引人注目。我希望这辈子还能再有那么一两次，被人当作女人盯着看，仅此而已。只是被看，没别的了。我不想在没有再次经历这种体验的前提下退场。”

  四目相对。他同妹妹交换了一下眼神，一瞥，一瞧，他们之间的那种瞧法，不是传递于男女之间，而是流转于有着长年串通经验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眼神。

  “你不觉得，”海伦说，“你有一定的概率会失望吗？不是说没人盯着你看，而是投向你的目光可能不是你想要的。”

  “你这是啥意思？”他母亲说，“我猜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你还是说说看吧。”

  “你指的是不是那种惊恐的眼神？”他母亲说，“是不是看到一具盛装打扮参加舞会的尸体时，人们会有的那种眼神？你觉得我这个样子太夸张了吗？”说着，她将那道金色的刘海捋到一边。

  他的妻子自始至终不置一词。不过在回家的车上，她终于决定一吐为快。“她会受伤的，”她说，“如果没人管她，她就会受伤，而遭指责的是我们，因为我们任由这事发生。”

  这下轮到他为母亲辩护了。“她没失控，”他说，“她完全是理性的。强烈地想要某样东西，然后想方设法得到它，这难道是不理性的吗？”

  “你不是听见奶奶说了，”他说，“她想要重新体验一下年轻时曾有过的某种经历。就这么简单。”

  “她会失望的，”他的妻子，孩子的母亲诺玛说，“她不会得到她想要的那种眼神。她只会得到另外一种眼神。”

  “就是当你……不得体时会得到的那种眼神。当你穿着不得体时，当你不管如何打扮都与你的年龄不相称时。”

  “不得体就是不寻常，”他说，“当你表现得不同寻常或出人意料，有人就会说你不得体。”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诺玛说，“不得体不单单是不寻常。不得体是怪异。当你变老，并且开始失去理智，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的母亲总是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一点你清楚得很。当她年轻时，这样做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现在，不真实，真实生活中的不真实开始让她尝到了苦果。她如今的行为举止就像是书里的人物。”

  “她那个样子就像是从契诃夫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他写过这么一个人，她尝试重拾青春，结果却受了伤，被羞辱。”

  他读过契诃夫的小说，但他不记得这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给灰白的头发染了色，出门去寻求一个眼神，某种目光，仅此而已，结果却受了伤，被羞辱。

  “展开讲讲，”他说，“给我们讲讲契诃夫笔下的那个女人。她受了伤，然后发生了什么？”

  “她在那个下雪天回到家里，房子空荡荡的，炉子里的火已经熄灭。她站在镜子前面，摘掉假发——在契诃夫的小说里，是假发——一脸哀伤。”

  “没了。她很伤心，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她将一直伤心下去。生活给她上了一课。”

  我在圣胡安，在此地唯一的一家旅馆里给你写信。今天下午我去看望了母亲——沿一条曲折的公路开了半个小时车才到她的住处。她的身体就像我担心的那样糟糕，甚至更糟。不拄拐她都走不了路，即使拄拐，她也走得很慢。从医院回来后，她都没法爬楼梯了。她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她想要叫人把床搬到楼下，可别人告诉她那床是在原地定做的，没法搬动，除非先把它拆成一块块木板。（珀涅罗珀——我是说荷马笔下的珀涅罗珀——是否也有这样一张床？）

  她的书和文件都在楼下——楼下没有存放的空间。她烦躁不安，她说她想回书桌上工作，却没法做到。

  有个叫巴勃罗的男人在院子里帮忙。我问谁负责买东西。她说她就靠面包、芝士以及院子里长出来的蔬菜过活，不需要别的东西。尽管如此，我问，你就不能从村里找个女人来帮忙做饭、打扫卫生吗？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她说，她和村里的人不相干。我又问，那巴勃罗又怎么说？难道他不是村里的人？她就说，照顾巴勃罗是她的责任，巴勃罗不属于村庄。

  就我所知，巴勃罗就睡在厨房里。他的脑子不转，脑瓜不灵，或是随便什么其他的婉辞吧。我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白痴，一个呆子。

  我没有提出那个核心的问题——想说，但没勇气。明天见她时，我会提的。我不能说我很有把握。她对我一直很冷淡。对于我此行的目的，我猜，她已经了然于心。

  他母亲，坐在那把古板的老扶手椅上——这把椅子同那张无法移动的床无疑出自同一个木匠之手——一言不发。

  “你一定知道海伦和我很担心你。你已经重重地摔了一跤，再摔一次只是时间问题。你已经不年轻了，一个人住在和邻里关系欠佳的村子里，住在这栋有着陡峭楼梯的房子里——坦白讲，这种生活方式看起来是没法继续下去的，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我不是一个人生活啊，”母亲说，“巴勃罗和我一起。我有巴勃罗可以依靠。”

  “是的，巴勃罗同你住在一起。可是，要是有了紧急状况，巴勃罗真的靠得住吗？你上次摔跤，巴勃罗帮上忙了吗？要是你没能给医院打电话，你今天又会在哪儿呢？”

  “我会在哪儿呢？”他母亲说，“你似乎已经知道答案了，干吗还问我？在地底下，被虫子吞食，大抵如此吧。我是否就该这么回答？”

  “妈妈，请讲讲道理吧。海伦已经当地考验查证了一番，定了两处离她住处不远的地方，你在那里将得到很好的照料，海伦和我都相信你会有回家的感觉。我跟你讲讲那两个地方，好吗？”

  “妈妈，你怎么叫它都无所谓，你可以嘲笑海伦或是嘲笑我，但这些都不会改变事实——生活的事实。你已经出了一次严重的事故，正在遭受这次事故带来的影响。你的身体健康情况不会变得更好了。相反，非常有可能变得更糟。你有没有想过，在这座被神遗弃的村子里卧床不起而身边又只有巴勃罗照看你，会是怎样的情景？你有没有想过海伦和我明知你需要照料却又爱莫能助时是什么心情？我们不可能每个周末都飞个几千公里跑来这儿，不是吗？”

  “你没指望我们这么做，可眼下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如果一个人爱另一个人，他就会这么做。所以就当帮我一个忙，静静地听我给你讲一下备选方案吧。明天、后天或大后天，你我一起离开这一个地区，开车去尼斯，去海伦家。离开前，我会帮你把所有对你重要的东西、所有你想留下的东西打包好。我们会把行李全都装进箱子，等你安顿好了就运走。

  “到了尼斯，海伦和我会带你去看看我刚提到的两处住所，一处在昂蒂布，另一处就在格拉斯边上。你可以过去瞧瞧，感受一下。我们不会给你压力的，任何压力都不会有。要是这两个地方你都不喜欢，也没事，你可以和海伦待在一起，等我们再去找找更合适的地方，时间有的是。

  “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幸福，幸福又平安，我们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这一个。我们想要确保，发生意外的时候，你身边能有个照应，能得到照顾。

  “我知道你不喜欢养老院，妈妈。我也不喜欢。海伦也不喜欢。可我们的生活总会走到这一步：必须在我们想要的理想生活和对我们有利的生活之间，在独立和安全之间做出一个妥协的选择。在西班牙这里，在这座村子、这栋房子里，你一点安全保障都没有。我知道你不同意，可这是残酷的现实。你可能会生病，而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可能再摔一跤，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或是摔断胳膊、腿；你可能会丧命。”

  “海伦和我推荐你去的两个地方和过去的收容所可不一样。它们设计优美，监管有方，运行良好。费用之所以昂贵，是因为它们确实会为客户的利益下血本。你付了钱，然后得到一流的照顾。要是钱不够的话，海伦和我会很乐意帮忙的。你会有一套属于自身个人的小公寓房。而在格拉斯，你还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花园。你可以在餐厅里吃饭，也可以把饭带到你的房间里吃。这两个地方都有健身房和游泳池。医务人员一直都在你身边，还有理疗师。那里或许不是天堂，但对于你这种状况的人而言，已经近乎完美了。”

  他气愤地举起了手。“你真的想让我说出来吗？”他说，“你真的想让我说出那些话？”

  她很清楚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我也一样，所以讲出来应该不难。这次我太气愤了——大老远跑过来尽孝，但不管是你、海伦还是我都不会得到任何答谢，此生是不会得到的。

  可是我不能。我没法当着她的面说出此刻我毫不费力就能向你写下的句子：真正的真相是你快死了。真正的真相是你的一条腿已经迈进坟墓。真正的真相是在这世上你已陷入无助，而明天你会变得更无助，如此日复一日，总有一天你再也得不到任何帮助。真正的真相是你没有资格谈判。真正的真相是你不能说不。

  你不能向钟表的嘀嗒声说不。你不能向死亡说不。当死亡说“来吧”，你只能低着头去报到。所以，接受吧。学着说是。抛弃你在西班牙给自己找的这个住处，留下你熟悉的那些东西，来住进——是的——一家养老院，在那里，来自瓜德罗普的护士会端着一杯橙汁，用愉快的问候（多么美好的一天呀，科斯特洛女士！）喊你起床。——当我这么说时，不要皱眉，不要固执己见。说，是。说，我同意。说，我就交给你了。尽人事，听天命。

  亲爱的诺玛，总有一天，你和我也需要被告知那个真相，那个真正的真相。那么，我们能不能立下一个约定呢？我们能不能承诺不向对方撒谎，不管那些话有多难说出口，我们也还是要把它们说出来——情况不会再好转了，只会越来越糟，而且会持续变糟，直到不可能变得更糟，直到变得最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