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民社会制度建立于十八世纪末，它与落实个人自由、公民政治权利、基本人权、妇女权利以及法治与和平密切相关。

  现代公民社会的起源起源于废奴协会、法国大革命中的妇女协会和1815年以来的和平社会，废除社会与和平社会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跨国际网络。

  在十九世纪的过程中，许多组织被加入到了国际联盟当中，有些组织只存在了若干年，比如支持希腊人和波兰人自由斗争的亲希腊和哲学波兰协会，然而，和平主义运动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永久建立起来，与争取妇女权利的协会并存，除此之外，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权联盟成为国家和社会民主化的推动力。

  1898年，第一个人权联盟（Liguedesdroitsdelhomme=LDH）在法国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成立时，与人权有关的协会、女权主义组织、反种族主义协会、一元论者和其他自由思想家等等，都越发活跃。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个欧洲协会成立，其中库登霍夫卡勒吉伯爵的“泛欧洲”迅速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欧洲统一的思想对人权联盟和其他组织也非常重要。

  但此列表绝不是完整的，在较大的欧洲国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有几十个，而是有数百个民间组织，总人数为数十万，他们参与公开辩论，记录国家不当行为和不公正，主张男女平等，堕胎权，妇女选举权，欧洲统一等等。

  虽然许多民间组织仍然忙于自己的国家、区域或地方，但它们也可以跨国联系，作为国际式组织的一部分开展工作，在这方面，“国际主义”与上述标准一样，都是民间的定义。

  民间组织是争取自由、政治权利、人权、妇女权利、反歧视和民主的历史性斗争的一部分，参与者很清楚这一点：有理由反思历史并阐明历史意识。

  毫无疑问，民间社会组织不是发展原始历史解释或实践科学史学的地方，相反，它们是接收和复制历史知识的地方，“历史如何正确的使用”与组织的目标和活动密切相关。

  与民间组织的档案馆合作人员告诉我，历史是一个重要的论证基础，从地方到全球，历史的所有空间层面都能发挥作用。

  在本文中，我主要限于两个法国民间组织，即法国人权联盟（LDH）以及法国共济会组织GrandeLogedeFrance（GLDF），关于两者的自我理解都建立在对历史使命的追求之上，这在某一些程度上注定了他们动员和支持特定的历史话语。

  就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公民社会而言，法国是思想的枢纽：启蒙与思想中心。

  当然，这也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对许多欧洲人来说，法国如今的政治仍然被视为一种文明模式。

  LDH还成立了国际人权组织，即国际人权联合会，它成立于1922年，与此同时，共济会建立了国际联系，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正式的组织。

  在1930年代初期，LDH拥有约180000名成员，这是一个最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数字，1920年，泥瓦匠（包括男性和女性）（GLDF）的数量约为32000人。

  当法国的社会主义形态开始传播，LDH，GLDF和其他组织的档案被政府没收，其他几个国家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例如在1938年“Anschluss”之后的奥地利，这些档案被带到柏林，战争结束时落入苏联手中，运往莫斯科，苏联解体大约十年后，法国得以与俄罗斯政府谈判归还这些档案。

  LDH将其档案移交给BDIC（国际当代文献图书馆），直到近代才可以借鉴借阅，而GLDF将战前档案纳入自己的馆藏，仍旧能通过“俄罗斯档案馆”访问。

  然而，重要的是要了解历史和重视历史。启蒙思想家们在巴黎总部进行了广泛的沟通，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信息交流很有效，这两个组织都出版了公报，并领导了其他印刷的联邦机构，这中间还包括中央机关会议的详细记录、年度大会报告和国际信息。

  LDH和GLDF的印刷材料供内部使用，它们代表了从手写或打字文件到印刷文本的并行传输，重要的是要了解LDH和共济会密切接触，这一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奥地利和德国都有发生，共济会成员在建立人权联盟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这是共济会哲学的本质。

  由于LDH和GLDF的成员资格，它们都能够接触到相对较大的受众，在协会出版物或其他内部文件中发挥作用的历史叙述可能比史学书籍有更多的读者。

  这些是GLDF就年度大会上讨论的具体主题向其成员提供的阅读建议之一，LDH以类似的方式来进行，无论如何，这些组织很适合调查历史叙事的传播。这样就可以就其有效性与相关性得出结论。

  读者可以访问各种关于欧洲历史的简明描述，每个描述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您想知道更多信息，可以使用按时期或主题组织的多卷丛书，甚至是欧洲历史手册，所有这些出版物的背后都是无数的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来自广泛而持续的欧洲研究。

  然而，在1900年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非所有这些材料都可用，十九世纪是国家史学的鼎盛时期，启蒙运动的史学，其中欧洲和世界的文化或文明史占据了很大的空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伏尔泰、威廉·罗伯逊或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等作家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十九世纪，弗朗索瓦·吉佐、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利奥波德·冯·兰克等作家延续了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继任者中，荷兰人约翰·惠辛加、比利时人亨利·皮雷纳、英国人克里斯托弗·道森、波兰人奥斯卡·哈莱茨基、英国人杰弗里·巴拉克洛和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希·希尔继承了国家史学的衣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文化历史以阿诺德·汤因比、马克斯·韦伯、卡尔·兰普雷希特和年鉴学派为代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衰落》在整个欧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它却缺乏了公众对欧洲历史的了解。

  马克斯·舍勒（MaxScheler）、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Nietzsche）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Freud）的文化理论方法发挥了作用，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公众欢迎。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国偏僻区域，仅在几十年后才被部分翻译。

  同时，这样就可以对欧洲历史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其中阅读十八世纪重要启蒙者的著作仍然是中心，这种知识基于自古以来的伟大时代，就文化历史而言，这些时代非常容易被认为是欧洲的，并包括潜在的历史目的论态度。

  LDH的人权概念以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和1793年的扩展版为基础，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讨论了与20世纪需要相对应的人权目录的补充，但没有讨论1789年或1793年宣言的基本正确性。

  因此，LDH从一开始就假定存在“永恒的真理”，其核心不会受到历史变化的影响，所以为我们大家可以假定，历史叙事的获取具有历史哲学的强烈特征。

  维克多·巴什，也许就可以算作是LDH最著名的代表，1920年3月5日他在LDH的协会期刊《人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联盟思想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追溯了从希腊人到国际联盟的无缝历史知识遗产，表明它在伊曼纽尔康德的著作中达到了神化。

  巴什通过考虑一个思想的历史将希腊人和天主教会联系起来，将两者理解为普遍的欧洲文化历史驱动力，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在近代早期，他引用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作为假定的国际联盟知识火炬的载体。

  对法国和德国的共同提及是典型和有代表性的：对LDH来说，法德和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也影响了它的形象和对历史的理解，导致了法国和德国人权联盟密切合作。

  维克多·巴什（VictorBash）继续他的言论，混合了生物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哲学和理性主义的论点，这些论点也都是启蒙运动的传统。

  无论是人权组织还是法国共济会，所有学者都在尊重和重视历史，避免人类走向历史的覆辙，携手走向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