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泱泱长河中,所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局,从来就不是几个人可以左右起走向的。在旧中国覆灭、三座大山被推倒、新中国建立的历程中，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个历史的客观规律。

　　作为无可争议的改天换地第一人，细品伟人的用人艺术：复用、重用林总、巧用粟裕等等例子，无不雄辩地证明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

　　是开国十大元帅之一，原籍山西五台，青年时期曾经就读于阎锡山创办的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后进入人称“将帅摇篮”的黄埔军校，是第一期毕业的学生。

　　众所周知，委员长在黄埔毕业生面前都是可以被尊称一声“校长”的。不过，却并没有青云有路地投身国军中央军或者“阎老西”的晋军，而是在大革命失败进入低潮的危急时刻，毅然选择了追随我党的道路。

　　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曾经追忆自己做出重大抉择的岁月——当时局面多变，媒体消息千头万绪，“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南方是国共两党又联合又斗争”。

　　离开黄埔之后，曾经在河南国民二军短暂停留，然而正是最近一段时间让他深切地感受到：旧式军队虽然号称革命军，实则换汤不换药，仍旧是北洋军阀的做派。这样的军队真的能扭转中国危急万分的现状吗？

　　1927年初，经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入党。而当时局面已经风雨欲来，国军的活动日益猖獗，国共闹崩的爆点随时有可能降临。距离发生于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已经不足一个月的时间。

　　多年以后，常常说自己在革命初期“是个无名小卒”。黄埔时期的他，也仅仅被“蒋校长”认为是个没什么出息的学生。然而，正是这个 “没什么出息”的无名小卒，历经七年磨砺，27岁就任红军师长，30岁成为军长、三大主力红军之一总指挥。

　　作为军事最高领导人，他率领红军从大别山反“围剿”作战，到川陕根据地，再到筚路蓝缕的西征，消灭的国军多达十余万。

　　1931年4月，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鄂豫皖苏区，与陈昌浩总揽党政军大权，并对主力红军进行了整编改组。正是在这一系列调整之后，的军事领导地位得以稳固，稍微夸张一点说，他也能说是由张国焘一步步培养起来的。

　　到了1935年，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伟人对徐的军事才能赞赏有加，说他是“孵化”和带大红四方面军的“母鸡”，还代表中央政府授予他一枚金质五星奖章，这便是伟人与的初次接触。

　　会师本是好事，但红四方面军兵力强于中央红军的现实却助长了张国焘的权利欲，在经历了争夺兵权的反复之后，甚至连军事行动上都出现了分歧。当时，红军以“夏洮战役计划”为预期目的，分左右两路部队北上。

　　但在行经阿坝地区时突生变故，张国焘以涨水缺粮为理由，明确反对北上决定，命令左路军改道南下。认为两支红军既然会合，就不适宜再分开，但也不希望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

　　最后，中央单独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右路军其他部队发生了骚动，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一锤定音——“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也正是由于他立场坚定地维护了团结，才在紧要关头避免了红军内部“同室操戈”的火苗，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来之不易的革命火种。

　　在历经长征之后再度会师，陈昌浩、领导西路军奔赴宁夏一带，希望让根据地连通新疆进而连通苏联，打开新的局面。但由于孤军深入、装备欠缺等各种不利因素，这次行动最终以祁连恶战落下悲壮的帷幕。

　　牺牲、被俘者众多，连指挥员一级的、王树声都是靠着沿途要饭才终于东返根据地。历尽艰辛回到延安的时候，的境遇和心理都是非常低落的。未能完成计划的战略目标，又折损了宝贵的军事力量，他作为总指挥，内心必定是有着“难辞其咎”的巨大包袱的。

　　当时他的住所在延安东北的一座窑洞中，距离伟人的住所很近。对于这一次失败，伟人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态度明确地宽慰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同时，对于英勇作战、顽强拼搏的西路军指战员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样大局观极强、又足够推心置腹的态度令十分感动。后来适逢西安事变前后，中央利用当时两党关系相对缓和的局面，尽一切可能与国民政府交涉，营救了不少被俘和流亡的西路军战士。同时，也复用，让他担任军委委员的重任，奔赴抗战前线。

　　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前往华北之后，所率部队在不利环境下不断壮大，最终地方部队六万余人全部转变为主力部队，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多年艰苦转战，从抗日战争后期起，就一直处于带病休养之中。这也导致他直到解放战争开打一年之后才进入战场，但即使在这样的有限时间内，他率领的部队仍然打出了临汾、晋中、太原三战三捷的亮眼战绩。

　　建国后，被视为总参谋长的不二人选，当时他仍需养病，总参谋长一职便空悬了五年，具体事务由副总参谋长代理。直到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一职才由粟裕接任。这一职位的“用人不疑”，也同样凸显出伟人对的信任与肯定。

　　这一位同样也是出身黄埔，他是黄埔军校的第四期。之后参加北伐、上井冈，再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战争，在最后奠定大局的三大战役中，林是辽沈战役的军事指挥主官。他的军事能力、乃至取得的重大成就都不必多说。

　　但在前期，他的看法也一度被伟人认为“小孩子之见”，不够成熟。据说林总最初受到伟人器重，是因为他年纪很轻，却能深刻而直接地理解到伟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念的实质之处。从那时开始，伟人就认为他堪当大任，也对他进行了不少培养。

　　在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接踵而来的挫折，党内和军内都一度流行着悲观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同样也在林总身上显现出来，比如“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就是典型的此类言论。与林总同时代的肖克曾经回忆，林还提出过“井冈山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问题。

　　伟人文选的第二版收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注释中提及此文原本是伟人给林总的一封复信，用以答复林总提出的关于红军前途的疑问。不过后来，相关注释被当事人要求隐去了具体人名。

　　如果考虑到身为指挥员的身份，他散布这样的言论其实影响很不好，但伟人却并没有怎么在意，他认为这种说法是“小孩子之见”，等看法再成熟一些自然就好了。

　　虽然一直转战各地，以致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林总真正得以尽展军事长才还是要看解放战争时期。

　　在这个时间段，伟人对林总的重用程度肉眼可见：常规情况下，政治局委员的权力高于中央委员；但在当时的东北，林总身为中央委员但却独当一面，权重远在东北局几位政治局委员之上。

　　早在抗战胜利后，中央已经把经营东北提上了重要性颇高的日程，概括起来就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由此成立了东北局，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统一处理东北工作。

　　但当时东北局对局面的判断不够符合实际，错误地定下了“占据大城市”的方针，一度导致保卫四平失利，我军不得不进行战略撤退。

　　重用林总就是为了纠正以上策略的偏差之处，在1946年的电文中明确指明了林总为东北局第一把手的地位，彭真、陈云、高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仍需听从林总的指挥和调度。这一决策堪称是破除常规的，也显然凸显出了伟人对林的看重。

　　果然林总甫到东北，很快就统一整合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问题。他参考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向中央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获得了采纳。

　　意义重大的“七七决议”也得以推行，将根据地建设提到了最重要的优先级上，动员大量军政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加强“内功”的修炼。

　　在军事上，则组织指挥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通过一年多的梳理和整饬，让东北的形势获得了极大的改观。

　　对于辽沈战役在哪里开打的问题,伟人与林总之间一度存在分歧。伟人的规划是先打锦州，由此封锁门户、可以将敌人有生力量消灭于东北。但林总则认为这个办法过于冒险，此前东北野战军内部的练兵口号也一直是“练好兵，打长春”。

　　两人无法说服彼此，甚至耗费了往来数十封电文来争论此事。最终，伟人也听从了第一线指挥官的看法，这与“空投手令”相比，相去何止霄壤！

　　关于对林总的破格使用，伟人曾经明确地定位为“受任于乱军之际，奉命于艰难之间”。后来辽沈战役实施，成功解放了东北全境，并使得东北军力由13万余人发展到了100万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林总从作战经验中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很多相关讲话也被印发各部队作为指导材料。

　　不同于黄埔系的“科班出身”，开国大将第一位的粟裕几乎能够说是从军队最小单位一步步走上来的。最初是叶挺教导队的小兵，在反围剿、开辟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累积了极其灵敏的战场嗅觉，也形成了奇诡狠厉的指挥风格。

　　1934年，为了策应中央转移，粟裕以红十军团参谋长的身份跟随方志敏、寻淮洲等人北上。在国军重兵围堵的情况下，这支军团最终被打散。粟裕判断出敌军即将合围，率领前部急行军才得以突围，主帅方志敏、寻淮洲、刘畴西牺牲。

　　此后经历了三年浙南游击战争，远离中央做一支坚持达成目标的孤军，没有后方、绝境求生，从始至终坚持到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这本身就是能力的体现。从后世流传的各种轶事看来，如果军事也有“技术流”，粟裕必然是这一类型的。

　　战争时期可以花几天时间揣摩地形图，做到烂熟于心；等和平了依然把看地图当好。相传上海解放之后，粟裕和夫人楚青到霞飞路逛街（这条路后来以淮海战役为名，改名淮海路，也算一桩轶事了），突然注意到路边的一家咖啡馆。

　　夫人纳闷他怎么忽然一反常态关注起这么小布尔乔亚的东西，结果粟裕的答复是“在这咖啡店的位置布置几挺机枪，就能封锁整个街道”……

　　他一生多次负伤，左臂留下残疾，直到逝世时头部还有弹片残留。即使是淮海战役期间也总是把指挥部设在一线，为了抢占先机，一个人带着警卫开摩托就去几百里外的战区开会，“险中求胜”的风格实在已经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解放战争初期，山东野战军外线作战不利，伟人一度计划调过去挂帅。但当时病情仍重，无法承担这个任务。而粟裕负责指挥的华中野战军正取得了“苏中七捷”的胜利。

　　两支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之后，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战略和军事问题看法不一贻误战机，伟人曾在1946年专程电令——“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复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这份电文首先强调团结协和才是最大的前提，以陈毅为第一领导，却又明确指定了战役指挥负责人。这在四大野战军中都是唯一的特例，其他三大都是正职负责战役指挥，而华东野战军被指名负责战役指挥的粟裕，时任副司令员（后担任代理司令员）。

　　这其实与当时真实的情况、六人小组的资历特长都有关系。陈毅有资历有人望，能团结能协调，然而军事才能上并未能胜任大兵团作战；粟裕的指挥才能已经有大量战绩背书，但性格稍显偏执，也不足够压得住场。

　　事实证明，这样的“非常规配置”确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陈毅大局观极好，既能坐镇协调提供最大的支撑，又放手让粟裕去指挥，不越俎代庖进行干预。真正能够直接反映伟人“巧用粟裕”的事例，不得已提“斗胆直陈”的抗命事件。

　　此事发生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当时这支队伍遭受国军几大主力围攻，不得已向中央求援。中央反复权衡之后，决定派遣一支队伍下江南执行牵制任务，冀图减轻刘邓军团的压力，负责带兵的就是粟裕。

　　然而粟裕在多方考虑之后，仍然认为此时渡江不妥，在三次电文陈述自己的战略构想之后，甚至当面向五大书记直陈，确实做到了电文末尾所说的“斗胆直陈”。

　　这场会议并不一帆风顺，但最终伟人还是认同了第一线指挥员的看法，暂缓渡江南进，只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少则4个月，多则8个月，需要“歼灭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同时仍要做好渡江的一切准备。

　　战略决策的这一调整，于此后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决战的胜利，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系。顺便说一句，伟人给华东野战军提出的“条件”，其实在豫东战役之后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建国后，伟人曾称赞粟裕“担的大将衔，干的却是元帅的任务”，粟在解放战争中作用之大，可见一斑。

　　综观伟人对开国将帅的用人之道，显而易见其中提纲挈领、抓大放小的尺度拿捏何等精微：既能从大局上高屋建瓴、统揽全局，又能给予第一线指战员极大的自主权，绝不让自己陷入纸上谈兵、遥控指挥之类的陷阱。

　　也惟其如此，才能在保证大方向达成目的的前提下，充分的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完成既定的目标。